在梦里，她的双腿矫健有力，而现在她的膝盖阵阵作痛，脚踝肿胀；在梦里，她对一切都信心十足，觉得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这令她对梦中的那丝阴影也有了几分把握。梦中的她，哪怕面对突如其来的噩梦也不会畏惧，因为她还年轻，那是一切的保障。

而现在，她又成了个老太太，更糟的是，她还是个孤单的老太太。孤单让她害怕，过去是这样，以后恐怕也是。

“他会当上建筑师的。”她自言自语，接着哭了。

她哭了好一会儿才停下，感觉好些了，好像心中的某个阀门被打开，看不见的压力得到了释放。露西尔想站起来，但关节炎让两条腿感到一阵刺痛。她倒吸一口凉气，又坐回到沙发上。“我的天啊。”她说。

她又试了一次，终于站了起来。关节还是痛，但在她做好心理准备之后，痛感反而没那么强烈。她穿过客厅来到厨房，走路的时候双脚有些拖拉，一路发出轻微的刮擦地板的声音。

露西尔给自己弄了杯咖啡，她站在前廊门口，倾听着蟋蟀的鸣叫声。没过多久它们就安静下来，关于深夜还是黎明的疑问也得到了解答。东方已经隐隐显出白光，那是将要初升的太阳。“赞美上帝。”她说。

如果真要去做那件事的话，她还有很多准备要做，很多计划要考虑。但如果她真能集中精力考虑那些艰巨的计划，也就不会去琢磨这个屋子多么安静空旷了。于是，电视机就成了受欢迎的朋友，尽管那上面尽喋喋不休地说些废话。

“都会好的。”她安慰自己，然后坐下，在一个小本子上写起来。

开始，她写的只是些简单的事情，都是她早就知道的、毋庸置疑的事。“世界是个奇怪的地方。”她写道，这是第一行。她忍不住笑了两声，“我和你结婚太久了。”她对不在场的丈夫说道。仿佛在回应她似的，电视上闹哄哄地说着勃起超过四小时的危害。

然后她又写：“公正的人们被不公正地送进了监狱。”

接着：“我的丈夫和儿子现在成了囚犯。”

她低头看着纸页，两行字简单而震撼。能认清事实总是好事，她想，但事实很少能指明救赎的方向。事实总是无动于衷地待在那里，透过捉摸不定的黑暗，直视人的灵魂，看着灵魂在遭遇事实时会怎么办。

“我应该这么做吗？”她又写，“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谁真心想要拯救别人？会有这样的事吗？如果我到那里去，除了被当成个疯老太太之外，还会怎么样？他们会逮捕我吗，或者更糟？他们会杀了我吗，会杀了哈罗德吗，会杀了雅各布吗？”

“天哪。”她默念。

电视上的声音在嘲笑她，但是她继续写下去。

她写道，这座小镇如今弥漫着恐怖的气氛，所有的礼仪和尊严都被摧毁了；她写道，调查局就是独裁的魔鬼——接着她擦掉了这句，改成：政府才是罪魁祸首。她以前从没干过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此时感到热血沸腾，所以她得放轻松，慢慢来。

她想到大卫王和歌利亚，还有《圣经》中的许多其他故事，它们都讲述了上帝如何挑选凡人，对抗强大的压迫者。她想到了犹太人、埃及人和法老王的故事。

“‘容我的百姓去’。”她说。电视上响起了一个童音：“好的。”她微微地笑了。

“这是个预兆，”她说，“难道不是吗？”

她奋笔疾书了很久，直到手写得酸疼，一张纸也已经写不下她想说的话。此时太阳已经完全升了起来，电视上开始播出早间新闻。

她接着写下去，一边不经意地听着电视。看来都是些老消息，不外乎更多的复生者回归了，没人了解方式或者原因；拘留中心扩展得越来越大，城市纷纷被整座整座地接管，而且已不再局限于阿卡迪亚这样的乡镇，大一些的城市也是如此。原生者们的权益正遭到侵犯，反正有一个播报员是这么说的。

露西尔觉得新闻主播有些反应过激了。

接受采访的一名洛杉矶女子却认为主播的反应还不够到位。

露西尔写完之后，便坐在那里，盯着自己写的东西。她又从头看了一遍，觉得大部分内容都无足轻重，但是开头的几点，也就是列在最前面的几条，还是很重要的，即使在白天看来，它们也依然让人心情沉重。必须做点什么来解决那些问题，她承认，虽然自己一直在祈祷，但从没采取过真正的措施。

“上帝啊。”她说。

她站起来向卧室走去，此时的她大步流星，双脚已不再拖拉。在卧室壁橱的最深处有一堆盒子，还有一些她和哈罗德都穿不了的旧鞋，一沓沓缴税单盖住了几本没读过的书，里面遍布着积尘、霉斑和蜘蛛网。就在这些东西下面，是哈罗德的枪。

她记得，最后一次见到这支枪还是在五十年前。有天晚上，哈罗德在高速公路上撞了一只狗，便把它带回了家，不过最终还是给了它一枪让它解脱。这段记忆在她脑中如火花般一闪而过，好像她心底里的某个地方不愿和那些细节联系起来。

这把枪比露西尔记忆中的要重一点，她这辈子只拿过一次，就是哈罗德把它带回家的那天。他很为这把枪自豪，露西尔那时怎么也想不通，一个人怎么会因为一把枪而自豪。

枪管呈方形，光滑而坚实，蓝黑的色泽与钢铁搭配木质的手柄非常相称。握把处核心部位是坚实的钢铁——露西尔从体积和重量中可以感受到，但因为两侧是木制的，所以握起来非常趁手。它看起来就像电影里的枪。

露西尔思考着自己所有看过的电影中，枪都是干什么用的：杀人、引爆、威胁、杀人、救人，增强自信和安全感，还是杀人。

枪给她的感觉就像死亡一样，她想。冰冷、坚硬、不可改变。

这就是枪的意义吗？她沉思着。

如今，原生者运动就是弗雷德?格林生活的全部。

田里的野草疯长，房子也很久没有打扫过了。他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去锯木厂找过活儿干。

上次在学校闹事的过程中，马文?帕克尔的肩膀脱了臼，还断了一根肋骨。不仅如此，他还以重罪被起诉并遭到逮捕，而且不允许保释。尽管两人事前都知道风险，但是弗雷德仍然觉得过意不去。回头想想，他觉得这次活动从一开始就是个愚蠢的错误。当时，他曾经对马文说过：“得给他们个教训，这样他们才会考虑把复生者弄到别的地方，让他们去占领别人的城市吧。”马文也举双手赞同。可现在，马文却进了监狱，这让他良心不安。

眼下，弗雷德也帮不了他什么，而且，虽然后果已经如此严重了，弗雷德还是觉得这一切都远远没完。

或许是他们的计划还不够宏大，要做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

那晚过后，有些当地人就找上了弗雷德，他们发现了弗雷德和马文的目的，也想为此出把力。他们人不多，而且大部分都只会动动嘴皮子，但是弗雷德确信，其中有两三个人在关键时刻还是靠得住的。

这样的机会很快就来了。随着整个小镇被接管，所有的居民要么被迫把自己的家让给复生者，要么就不得不和他们住在一起。可恨的是，马文?帕克尔自己家的房子也没能幸免，被调查局和该死的复生者们征用了。

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事。弗雷德知道，调查局和复生者们已经逼人太甚。必须有人出头制止这一切，必须有人站出来，为阿卡迪亚说话，为原生者们说话。如果全镇的人都能行动起来，如果大家从一开始就团结起来反对复生者，那么事情就不会发展成今天这样。现在的复生者，就像马文曾经讲过的那座女人家后院的火山，太多人都在袖手旁观。弗雷德不能任事情这样发展，这一次轮到他出手了。

那天深夜，弗雷德?格林制定好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然后爬上床去。几个月来第一次，他竟然做梦了。当他从梦中惊醒，仍是深夜时分，不知为何，他感到声音嘶哑，喉咙疼痛。他记得梦中的几个细节——主要是他一个人待在一座昏暗的房子里。他记得还有音乐，有女人在唱歌。

弗雷德伸手摸了摸身边，床的另一半仍然是空荡荡的。“玛丽？”他喊了一声。

屋里无人应答。

他下床走进卫生间，打开灯，就站在那里，盯着空白的浴室瓷砖。想起当年他们痛失孩子时，玛丽就曾在这里恸哭。如果此时此刻她在身边，不知会怎么看待他的计划？

最后，他关上灯离开卫生间，走到他几年来一直称为“工作室”的一个房间。房间很大，弥漫着尘土和霉味。屋里堆满了各种工具，做了一半的木工活儿，以及一些尝试失败的作品。他站在门口，看着所有这些自己半途而废的东西：一副用红松制成的国际象棋（他一直都没学会怎么下，但是他很欣赏那些精巧的棋子），还有一张用老橡木制成的华丽演讲台（他这辈子也从来没做过演讲，但是他很喜欢演讲者站在精致的台前的样子），还有一架小小的、只做了一半的摇摆木马。

他一时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要做那个东西，又为什么没有做完。但这架木马确实就在工作室的角落里，上面堆满了盒子和冬天用的被子。

他从各种杂物和灰尘中穿过去，来到木马前，用一只手摩挲着粗糙的木头。木头还没有打磨过，所以手感很毛糙，但不知为何，摸上去却让他感到很温馨。被扔在这里这么多年，木马的棱角已经不那么尖锐了。

虽然这个东西不是他做得最漂亮的作品，但是弗雷德觉得它也不差，算是业余水平吧。嘴巴那里有点欠缺——马的牙齿大小好像弄错了，但是他很喜欢小马的耳朵。他突然想起，当时为了这两只耳朵，他可是下了大工夫，因为他觉得，这是小马全身上下自己唯一可以做好的部分。当时可真不容易啊，他的手为此酸疼抽筋了好几天。但是现在再看到它，他觉得那时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弗雷德突然注意到，在马耳朵后面靠近鬃毛的位置上，刻着两个字。那里只有骑在木马上的人才看得见，能骑上去的恐怕只有小娃娃了。

希——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