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问过几个在邮局工作的学生，本市36号信箱是个什么单位、在哪里，得到的答复都是不知道，好像这是地球以外的一个地址。开始我们都以为这地方就在本市，但当我们收到珍弟第一封来信时，信在路上走的时间告诉我们，这不过是个掩人耳目的东西。他去的地方可能很远，甚至可能在很远的地方的地底下。

他第一封信是走后第三天写的，我们是在第12天收到的，信封上没有寄信人地址，寄信人地址一栏里是毛主席的一句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是毛主席的亲笔手迹，印成红色。最特别的是，信封上没有始发邮局的邮戳，只有接收局的邮戳。以后，每次来信都这样，同样的信封，同样的没有始发邮戳，邮路时间也差不多，都在八九天左右。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主席的诗句被换成当时最流行的一首歌名：大海航行靠舵手，但其他都还一样。什么叫国家机密？从珍弟神秘怪诞的来信中，我多少知道了一点点。

是珍弟走的当年冬天，12月份，有天晚上，外面刮着大风，天气骤然降温，吃饭的时候，父亲突然觉得有点头痛，都以为是着凉引起的，所以他吃了几片阿司匹林后，便早早上楼去休息了。没几个小时，等母亲上床去休息时，发现父亲身上还是热乎的，但人已没了气息。父亲就这样去世了，好像睡前吃的几片药是毒药，好像父亲知道没有珍弟他的课题研究注定要流产，所以就干净利索地结束了自己。

当然，事实不是这样的，是脑溢血夺走了父亲的生命。

喊不喊珍弟回来，开始我们有些犹豫，主要是想他才走不久，单位又那么神秘重要，又那么远——我当时已笃定珍弟没在本市。但母亲最后还是决定喊，母亲说：既然他姓容，喊我是娘，他就是我们的儿子，父亲去世当然要喊他回来。就这样，我们给珍弟拍去电报，通知他回来参加葬礼。

但来的却是一个陌生人，他代表容金珍给父亲敬献了花圈。花圈很大，是葬礼上所有花圈中的最大一个，但我们还是感觉不到安慰，甚至还有些忧伤。说真的，以我们对珍弟的了解，只要他能回来是一定会回来的，他是个非常认死理的人，认定的事他会采取任何方法去做，不会前怕狼后怕虎的。他不回来，我们当然想法很多，不知为什么，也许是来人说的有些话太隐晦，什么以后家里有啥事金珍回来的可能性都很小；什么他们都是容金珍亲密无间的兄弟，他们来就代表容金珍来；什么这个他无法回答我们，那个他不能说的，等等。这些话我听着想着，有时候我会突然怀疑珍弟已经出事了，死了。尤其是看他以后的来信越来越少又短，而且一年年都是这样，老是见信见不到人，我真的越来越怀疑珍弟已不在人世。在一个事关国家安危的神秘又秘密的机构里，生命也许是最容易伟大的，但也是最容易光荣的，而给死者亲属制造人死犹在的假象，可以说就是我们体现光荣常用的一种方式，是光荣的一部分。总之，随着珍弟一年年的不回来，看不到他人，听不到他声，光凭几封信，我对他能不能安然回来已经越来越没信心了。

然后是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跟着是埋在我个人命运里几十年的一枚炸弹也爆发了。一张大字报揭发我，说我一直在苦恋那个人（容先生前男友），因此各种大胆离奇的设想、妖怪的推理相继粉墨登场，什么我至今不嫁就是惟他不嫁，什么爱他就是爱国民党，什么我是国民党的情妇，什么我是国民党的特务等等，反正说什么的都有，说什么都是想当然的，但又是不容置疑的。大字报贴出的当天下午，几十个学生就稀里哗啦地包围了我家，也许是父亲的余威吧，他们只是乌七八糟地高呼大叫，没有冲进屋把我揪出去，后来校长又及时赶来把他们劝走了。这是第一次对我发难，有点点到为止的意思，没太过激的行为。第二次是一个多月后，一下卷来几百人，前面压着校长等好几个当时学校的权威人物，来了就冲进屋，把我揪出去，扣了一顶国民党情妇的高帽子，汇入被批斗的一群人中，像犯人一样的游行示众。完了，又把我和化学系的一个生活作风有些腐化传言的女教师关在一间女厕所里，白天拉出来斗，晚上押回来写材料。后来我俩还被当众剃成阴阳头，完全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有一天母亲在批斗现场见到我，吓得当场昏厥过去。

母亲躺倒在医院里生死不知，自己又是人鬼不分，这日子简直比在油锅上煎还难受！这天晚上，我偷偷给珍弟写了封电报，只有一句话：如果你还活着就回来救我！是以母亲的名义写的。第二天，一个同情我的学生帮我将电报拿去发了。电报发出后，我想过各种可能，最大的可能是了无回音，其次是像前次父亲死时一样来一个陌生人，至于珍弟亲自来的想头几乎就没有，更没有想到他会那么快地出现在我面前——（未完待续）

这一天，容先生正陪她的同党在化学系教学楼前接受批斗。两人站在大楼进出门厅的台阶上，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两边是猎猎红旗和标语什么的，下面是化学系三个班的学生和部分老师，约有二百来号人，都席地而坐，发言的人会站起来，感觉还是很有秩序的。就这样，从上午10点多钟开始，又是揭发，又是审判的。中午，他们在现场吃饭（有人送的），容先生她们在现场背毛主席语录。到下午四点多钟时，两人脚早已站麻木，已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就这时，一辆挂着军牌照的吉普车突然开过来，停在楼前，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去。车上下来三个人，两个高个子，一左一右夹着一个小个子，径自朝批斗现场走来。快走近台阶时，几个值勤的红卫兵拦住他们，问他们是什么人，中间的小个子很蛮横地说：

“我们是来带容因易的！”

“你是什么人？”

“来带他的人！”

一红卫兵看他说话口气这么大，沉下脸，厉声回敬他：“她是国民党情妇，不能走！”

那小个子狠狠地盯他一眼，突然呸了一声，骂道：“你放屁！她要是国民党，那我也不成国民党啦？你知道我是谁？告诉你，今天我非把她带走不可，让开！”

说着，一把推开拦他的人，冲上台阶去。

这时，不知谁喊道：“他胆敢骂我们红卫兵，把他捆起来！”

一下子，人都站起来，涌上去，团着他一顿乱拳。这时如果没人保护他，乱拳之下说死人就是要死人的，幸亏有陪他的人保护他，这两人都是高高大大的，而且一看就是有身手的人，三下五除二就赶出一个小圈子，他就站在圈子里面，两人像保镖一样地护着他，一边双双高喊着：

“我们是毛主席的人，谁敢打我们谁就不是毛主席的人，不是红卫兵！我们是毛主席最亲的人，散开！散开！”

完全靠着万夫不挡之勇，两人终于把小个子从人团里救出去，一个人护着他往前跑，一个人跑着跑着，却突然地转过身，从身上摸出手枪，朝天开一枪，大声喝道：

“都给我站着！我是毛主席派来的！”

所有人都被这突然的枪响和他的威严镇住，怔怔地望着他。但后面不时有人在喊红卫兵不怕死、别怕他什么的，眼看局面又要发生突变，这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证件——鲜艳的红色，封皮上有个很大的国徽——打开证件内页，高举着，亮给大家看：

“你们看，我们是毛主席的人！我们在执行毛主席下达的任务，谁要敢闹事，毛主席就会派部队来把他抓起来！现在我们都是毛主席的人，有话好好说，请你们的领导同志站出来，毛主席有话要说。”

人群里站出来两个头目，那人收起手枪，请两人在一边耳语一番后，两个头目明显被说服了，回头就对大家说他们确实是毛主席最亲的人，要大家都回原地坐下。不一会儿，现场又安静下来，已经跑出几十米远的两人又回转过来，一个头目甚至很远地迎上去握住小个子的手，另一个头目则向大家介绍说他是毛主席的英雄，要大家鼓掌欢迎。掌声稀稀拉拉的，说明大家对英雄还是有情绪。也许是怕再生事，那个先前开枪的人没让英雄过来，他迎上去跟他窃窃私语几句，把他送上车，喊司机开车走，自己则留下没走。车子发动后，英雄从车窗里探出头，大声喊道：

“姐，你别害怕，我这就去喊人来救你！”

此人就是金珍！

容金珍！

容金珍的喊声回荡在人群上空，余音还在缭绕，只见又一辆挂军牌照的吉普车风驰般驶来，急停在容金珍他们的车前。车上钻出三个人，两位是穿干部制服的解放军，他们下车就走到刚开枪的那人面前耳语几句，然后把另一人介绍给他认识。此人是当时学校红卫兵组织的头号人物，人称杨司令。接着，几人在车子边小声商议一会儿后，只见杨司令独自表情肃穆地走到红卫兵这边，二话不说，举起拳头就高喊毛主席万岁，下面的人都跟着喊，喊得地动山摇的。完了，他转身跳上台阶，摘掉容先生的高帽子和大牌子，对下面的人说：

“我向毛主席保证，她不是国民党情妇，而是我们英雄的姐姐，是毛主席最亲的人，是我们最革命的同志。”

说着，他又举起拳头，连连高喊口号——

毛主席万岁！

红卫兵万岁！

同志们万岁！

喊过几遍后，他摘下自己的红卫兵袖章，亲自给容先生戴上。这时，又有人开始高喊口号，不停地喊，像是欢送容先生走似的，其实是掩护她走，通过喊口号来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就这样，容先生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中结束了她被革命的历史——

【容先生访谈实录】

说真的，当时我没能认出珍弟来，10年不见，他变得比以前还要瘦弱，加上又戴着一副比瓶底子还厚的老式眼镜，活像个小老头，让我简直不敢认，直到他喊我姐后，我才如梦初醒。但这个梦似乎又是醒不了的，就是现在，我都怀疑那天的事情是不是在梦中。

从发电报到见人才一天时间，他这么快回来，仿佛真的就在本市，而他回来后的种种权威又神秘的迹象表明，他好像真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在家期间，那个开枪的人像影子一样始终寸步不离地跟着他，感觉上既像保镖又像个看守，把珍弟看管得几乎是没自由的，哪怕跟我们说什么，他都要干预，这个不准问，那个不能说的。晚上的饭菜是汽车送来的，名义上说是为免除我们辛苦，其实我看是怕我们在饭菜里下药。吃完饭，他便开始催珍弟走，在母亲和珍弟再三强烈要求下，他总算同意珍弟在家住一夜。这对他似乎是个冒险的举动，为此他调派来两辆吉普车，布置在我家的门前屋后，车里面少说有七八个人，有穿军装的，也有穿便衣的，他自己则和珍弟睡在一个房间里，睡之前把我们家每一个角落都巡视了一遍。第二天，珍弟提出要去给父亲上个坟，遭到他断然拒绝。就这样，珍弟像梦一样的来，像梦一样的住了一夜，又像梦一样的走了。

通过这次见面，珍弟对我们依然是个谜，甚至谜底变得更深，我们惟一弄清楚的就是他还活着，而且还结了婚。说是不久前才结婚的，妻子是他一个单位的，所以我们同样无法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在哪里，只知道她姓翟，是个北方人。从带回来的两张照片上看，小翟比珍弟还个高块大，长得结结实实的，只是目光有点忧郁，跟珍弟一样，好像也是个不善表达的人。走之前，珍弟塞给母亲一只信封，很厚，说是小翟要他转交的，要我们等他走后再看。后来我们看，里面有200元钱和一封小翟写的信，信上主要说组织上不同意她陪珍弟回来看我们，很抱歉什么的。和珍弟不一样，她喊我母亲叫妈妈。亲爱的妈妈。

珍弟走后第三天，一个曾多次代表珍弟单位来我家表示节日慰问的人，给我们送来一份由当时省军区和省革委会联合下发的大红头文件，内容是说：容金珍是受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的革命英雄，其家庭是革命之家、光荣之家，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入内，更不能以任何名义对英雄亲人采取错误的革命行为等。上面还有一手批示——违者一律以反革命处之！是当时省军区司令员亲笔签署的。这不啻是一把尚方宝剑，正是靠着它，我们家后来再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包括我哥，先是靠它调回到n大学，后来他决定出国，也是靠它才出去成的。我哥是搞超导研究的，当时在国内哪有条件？只好出去，可你想想，那个时候要出国是多难。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珍弟给我们提供并创造了正常甚至是理想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但是，珍弟到底为国家作出了什么巨大的了不起的贡献，有如此殊荣和神奇的权威，以至时代都在他手上被轻易地翻转，这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个谜。后来，也就是珍弟回来救我后不久，化学系的人传出一种说法，说珍弟是为我们国家制造原子弹的功勋，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一听这个说法忽然觉得很可信，因为——一个从时间上说是符合的，我国是1964年研制成功第一颗原子弹的，恰好在珍弟出去的时间内；二个从专业上说也是说得通的，研制原子弹肯定需要数学家参与；再个就是从感觉上说，我想，也只有他在干这个事才会这么神秘，这么重要又荣耀。只是到80年代，我看国家在表彰两弹功勋的名单上并没有珍弟的名字，不知是珍弟改了名，还是仅仅是谣传而已——（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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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转

四

跟容先生一样，郑瘸子是我完成这个故事的一个重要人物，我在采访容先生之前就曾采访过他，并与他建立了十分友好的关系。那时候，他已经60多岁，皮肉上的疏松已经不可避免地渗透到骨头里，所以跛足也不可避免地变得更跛，再不可能凭借一两个鞋后跟来解决问题，只好拄起了拐杖。正如有人说的，他拄拐杖的样子显得很威严，不过我想，威严也许不是来自拐杖，而是来自他的头衔。我结识他时，他是特别单位701的头号人物，一局之长。人到这份上，瘸子自然是没人敢喊了，即使他要你喊你都不敢，再说人到这份上，有官衔，又有年纪，可以称呼的称呼也多了。

局长。

首长。

老板。

老郑。

现在人们就这样喊他，五花八门，因人而易。只有他自己，经常自嘲为拐杖局长。说实话，他的名字我至今也不得而知，就因为替代他名字的称谓太多，俗称，尊称，雅号，绰号，一大堆，名字真正成了多余的东西，经久不用，有点自动报废的意思。当然，以我的身份言，我只能正正经经地尊称他，那就是郑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