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崇祯皇帝来说，崇祯十年实在是个尴尬的年份。在四月的时候，他又新颁了一份罪己诏，当皇帝的动不动对着臣民认错道歉，就好比是有人总是说“我来晚了”一般，除了显得自己假惺惺的，没有任何意义。

不过崇祯也有些习惯了这种尴尬，他登基之后，除了头一年弄倒了魏忠贤让他意气风发之外，似乎就没有怎么舒心过。

望着跪在面前的杨嗣昌，崇祯长长叹了口气。

“当真不可用南海伯？”他又问道，这已经是第三次问杨嗣昌此事了。

杨嗣昌应声道：“陛下不必担忧，熊文灿乃能臣，陛下慧眼识英，既是用了熊文灿，用人不疑，便由他施为。”

杨嗣昌说话很肯定，特别是“慧眼识英”四个字，他特意加重了误气。

崇祯还是有些犹豫，不过杨嗣昌的话还是让他挺高兴的。满朝都是些抢功推责之辈，而杨嗣昌这话说得勇于承担责任，至少比上一任的兵部尚书张凤翼要强得多了。

更何况此人还是一个孝子。

崇祯对于孝子有一种近乎变态的新近感，常说的话就是“欲访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杨嗣昌愿代父受过，在崇祯看来就是大孝子，既是大孝子，必然会是大忠臣。崇祯这个人，当瞧一个人顺眼时，这个人身上的缺点都闪着金光。相反，若是瞧一个人不顺眼，这个人身上的优点也和不存在一样。

正是因此，他瞧着俞国振顺眼，所以朝中不是没有人弹劾俞国振的，但这些奏章都被他留中，而那些弹劾者则为他找了借口训斥。

当然，他所不知道的是，他身边的人多少都收了俞国振的好处，所以才会总有意无意给俞国振说好话。就连小坤兴公主，收了方子仪送来的显微镜，也是欢喜得不得了，每天都忙着用它来看树叶树皮头发。

“总觉得，若是南海伯在，朕的心里就会踏实些……堂堂大明，名将只余南海伯一个啊？”

崇祯的自言自语让杨嗣昌垂着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嫉妒的光芒，他如今极得圣意，但正如史书所言，他与温体仁等一般，嫉贤妒能——虽然温体仁在今年的巨大纷争中终于被斥退，赶回老家休养去了，但如今的首辅张至发仍然是这种人。

“陛下所言甚是，不过若是国家仰赖一人，则国家危矣。南海伯年轻有为，陛下从保全功臣来说，也应该稍稍约束，免得小人嫉妒而生祸端。”

杨嗣昌此语说得仿佛极诚恳，是为了保护俞国振，而崇祯也深以为然地点头：“卿所言极是，确实如此，前些曰子俞国振将尚可喜的首绩送来，朝中有人便劾他捕获乱臣擅专杀伐……这些言臣，为何自己不去将乱逆擒来？”

杨嗣昌心中更是嫉妒，擒杀尚可喜之事，可谓极为轰动，此前朝廷略有耳闻，知道二月份的时候南海伯辖下一艘船，在皮岛防御战中颇立功劳，甚至尚可喜座舰都为之搁浅，但尚可喜的下落，有说被擒的，有说沉海的，也有说当场格杀的。

到了六月，尚可喜的首绩被送至京师，朝中才确认，这厮竟然是被生擒了。

问题是，尚可喜的首绩送至京师时尚保存完好，这有石灰的功劳，但也证明一件事情，尚可喜是被活捉的。而南海部麾下活捉了尚可喜，不将之生送京师明刑正典，却是私自杀戮，这其中是否另有缘故？

不过，杨嗣昌是极会揣摩崇祯意思的，虽然他也嫉妒俞国振又立下的功劳，却回避这个问题，并未攻击俞国振。而是巧妙地转移话题：“陛下圣明，南海伯对陛下的忠心自是没有话说的……此次欲增兵加饷，听闻南海伯献入内库十万两，当真是为陛下分忧。臣不敢说朝野再无南海伯这般名将，却敢说再无南海伯一般精通陶朱之道者。南海伯白手起家，至此有百万身家，端的是经营有方。”

崇祯没有听出这背后隐含的深意，他顿了顿，冷笑道：“是南海伯较旁人要忠心……朝中诸公，家中明里暗里与海商勾连的，难道朕真的一无所知么？一个个说朕征些税是与民争利，其实是怕朕与之争利罢了！”

俞国振献上的十万两银子，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获取新襄在整个大明全境的贸易权。若无这十万两银子，大明的官吏们便会想方设法给新襄货物制造麻烦，好获取其专利权，比如说，让新襄只能将这些“会安货”低价卖给他们指定的包商，再由包商高价卖给大明百姓，这个过程中，利润全部被包商和其背后的官员们所赚去，俞国振这个生产者赚不到钱，大明朝廷收不到税，而崇祯对此还不能插话，因为一插话就是“与民争利”的大帽子。

现在不同，俞国振很明确地说是他经营会安海货所得的税收，既是税收，那么崇祯就可以堂皇介入，谁胆敢阻挠会安海货的销售，也就意味着和崇祯的钱袋子过意不去——这可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与皇帝争利，一般的官员就得三思而后行了。

见崇祯并没有因为俞国振的富有而生出别心，杨嗣昌正欲再度转移话题。突然间，外头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不一会儿，曹化淳肥胖的身躯又出现在御书房门口。

“怎么了？”崇祯知道不会有什么好事，叹了口气：“杨卿不是旁人，但说无妨。”

“湖广急奏！”曹化淳的神情有些怪：“献贼渡江了！”

“拿来！”

如今流寇中，就以张献忠最为猖獗，他的消息，也是崇祯一直关注的焦点。他留下杨嗣昌应对，便是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