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承认，经过十年的苦心积累，沈默已经织成了一张硕大的网络。其实力超出所有人的想象……虽然都知道他很强了，但他暴露在外的只是冰山一角，你根本体会不到他真正的力量，所以总是被他无害的外表迷惑。

难道他一次次过关，都靠的是运气吗？显然不是。就拿这次应付钦差来说，那边王篆还没出京城，沈默便已经得到了他和金太医的全部资料，周密分析之后，找到了金学逑和崔延这条线。

通过询问崔延，沈默知道此人的祖宅，被汝阳王朱睦槿占据，一直在打官司想要回来，虽然汝阳王也不算什么大鸟，但也不是一个小小医官能撼动的，金太医为此事一直心情郁闷。

于是崔延给金学逑写信，告诉他祖宅的事情，沈经略会帮他搞定，当然他前提是沈默得有机会回北京，说话才能管用。金学逑收到信，自然明白了题中之义，何况师生关系摆在那，便配合沈默一起，把王篆给糊弄过去了。

其实金学逑的医术很好，一番仔细的望闻问切，便知道沈默的病是装的，要是沈默不把他买通了，肯定难以过关；若是做得着了痕迹，也没法瞒过精明的王篆。虽然看上去，沈默总是不费什么力气便能过关，其实他的功夫下在常人看不到的地方，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就是这个意思。

归期一定，沈默反而不急了，他大约能感觉到，这次离开江南，恐怕数年之内不会再回来了，必须抓紧最后的时间，完成他那庞大的布置。

首先是布局官场。其实这些年下来，他的同年和学生，早就遍布东南六省，只是大都官位偏低，大多数同年刚熬到同知一级，或者在省里担任职务，只有极少数已经担任知府之类的要职。但这就让沈默无需大动干戈，就可从容让自己的人，占据东南的半壁江山。

他虽然没有任命六品以上官员的权力，但他对东南六省的官员，有着绝对的调配权，只需将一些露脸的任务交给自己人，甚至只要沾点边，就能搭上剿匪胜利的顺风船，顺理成章的加官进爵，且现任吏部尚书郭朴，是高拱的同乡死党，两人正在谋求入阁，想团结一切力量跟徐阶抗衡，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卖好给沈默的机会……郭朴虽然不认识沈默，但高拱深知他的厉害，认为用些许官位换得让他两不相帮，就算是赚到了。

所以沈默的安排几乎无一落空，当然他的吃相斯文，只把重心放在沿海一带，以及一些重要的沿江城市上，这夹杂在徐党大规模的官员清洗中并不显眼，而且他的人仍然无一担任巡抚、甚至连布政使都没有，所以并不显山露水。

沈默没有被冲昏头脑，他知道自己的人普遍资历尚浅，虽然去岁到今年是官员晋升的黄金时机，但拔得太快，无异于揠苗助长，没有任何好处。所以还是按部就班的来，别小看只为他们缩短三年五年的工夫，将来就是无与伦比的优势。

在政治之外，工商业的布局更是紧锣密鼓，虽然大明的工商业在蓬勃发展，但问题亦很严重。要说明的是，中国工商业发展的上个高峰——宋朝时期，官营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民营只能是补充而已。但到了本朝，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私营工业占据了生产的决大部分比例，官营工业基本上无法与之相比。

本朝整个社会呈现的景象是，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不断萎缩。比如丝织业，官营的三大织造局，每年有十万匹的造解任务，以供上用赏赐。其实负担并不是很大，因为仅苏州一地，每年就能生产过百万匹的丝绸。但即使这样，织造局也很难完成造解任务，有时甚至完成不到一半。与旺盛的民营织造能力，形成了悬殊的对比。

而且与人们日常认知相反的，官营的织造质量，也远远不如民营，以至于每每御用之物，尽数委托民间，不敢自己动手。

再比如官营织染局，在成、弘以后，就逐渐衰落了，其规模不要说与芜湖相比，就是比起江浙一带的私营染织场，也是远远不如；还有制瓷业，民窑发展的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以青窑为例子，官窑每座烧盘碟器皿二百多件，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景德镇的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三四倍。

沈默做过统计，嘉靖四十三年，景德镇的三千座窑中，官窑仅有百余座。崔、周、陈、吴四家民窑的产品畅销中外，质量更是远远超过官窑。

甚至连历朝历代严格控制的采矿业，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总的看来，明代的矿禁政策，并不是很严厉，除金银外，很早就开放民营；官矿、官冶虽有起伏，但宣德以后，总是下降的趋势，正德以后更是迅速衰落，以至大面积停闭。大约只有云南等少数省份的官矿，仍然坚持运营，但也没什么大出息了。

而与此相反，民营铁业得到迅速发展，芜湖已逐渐成为民间冶炼中心，专业炼铁钢坊不断扩大。如著名的濮万业钢坊之类的私营大钢场，仅芜湖一地就有十几家，每一家都生意兴隆，负担着全国半数的钢铁供应。

就是禁止民间开采金银矿，也造成了一纸空文，因为矿区大都在深山之中，想禁止盗挖几乎不可能。事实上，‘盗矿’之事，遍及各省。他们有的是在深山偷挖，有的则凭借势力占领官家的矿场，有的更建立武装公然和官府对抗，比如衢州矿乱，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且这种例子并不罕见，在广东、四川、云贵等地，比浙江还要厉害得多。

最后，连几千年来，都被当成重要财政来源的食盐业，也愈发失去原本的作用。因为作为朝廷的征税对象，官盐的价格太高，销量日益萎缩，导致征税面日益狭窄，当然税收也相应减少了。这是因为私盐的冲击，盐商靠私盐买卖谋取暴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全国食盐需求量大约有十八亿斤，而官盐固定行销量只有五亿斤左右，食盐市场的七成为私盐独占，严重影响盐税收入。

嘉靖以来，朝廷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增加官盐销量，以期提高盐税收入。可是人不能拿盐当饭吃，食盐市场终究有限，价廉质优的私盐在市场竞争中胜过价昂质次的官盐，朝廷的种种努力无不以失败告终。

上述一切变化的产生，都跟沈默没什么关系，如果硬要说扯上，顶多也就是加速了其发展而已。可以说大明到了嘉靖末年，作为皇室和朝廷用度来源的官营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完全被民营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

可悲的是，蓬勃发展的私营经济，并不能为大明带来多少财政收入，因为与宋朝‘每五抽一’的税率相比，明朝的‘十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的商税实在太低；更无奈的是，即便如此之低的税收，偷税漏税行为也是到了明目张胆，猖獗已极的地步，可以说朝廷能从中获得的利益少之又少，大量的巨额财富流到那些豪门大族、缙绅富商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