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这个事情，苏灿就没有刻意的扭捏谦虚，一切在不必要场合的谦虚都是虚伪，王小乙今天既然能邀请他私人吃个饭，就必然不想从他这里听到虚话，免去了一些不必要的绕圈子故作高深，苏灿就道，“国内做慈善有个很明显的特点是救急不救贫，都是富人和大企业捐款，平民百姓的参与程度并不高。这样的慈善体制导致了一旦金融海啸来临，慈善规模也会遭到打击，慈善事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而普通人即便捐的很少，但基数之巨大却是不可比拟的，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巩固，受到外界冲击影响力减到最小。慈善最重要的，是在提到这个词得时候，不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富人才能拥有的专有词汇。”

“南大可没这个能力让全民为我们的慈善活动捐款。”王小乙就笑。

“并不是就要让全民来掏腰包，这本身就是自发自愿的原则，国内的慈善捐款每年占gdp的千分数，大概是不到三四百亿的规模。国内拥有的基金会组织也绝不超过两千个。国家的gdp每年都在增长，而相比较美国，英国这些国家，慈善捐款大多都占gdp的百分数，几千亿美元的捐款，几十万慈善组织的规模，仍然任重道远，要按发达国家的gdp占比水平来看，国内的年度捐赠额应该在三四千亿才能算正常。这并不是国人缺乏行善的意识。而事实上有太多人的拥有行善的热情，但却没有一个良好的机制让他们这份热情能够发挥出来。”

苏灿知道进入新千年的国内很是出了几场大灾，几乎年年都有，而亦是如此使得国内捐款慈善规模和热情也在迅速扩大，并没有人会介意一年捐出一百块钱或者一千块钱用于贫困山村的教育和伸手拉一把受到天灾地区的人们渡过人生的难关，毕竟每个人都明白人类在一些不可抗力的面前何等无奈和渺小，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被点名的下一个。

但关键是凭什么让他们相信他们出于爱心捐出的血汗钱花在每一分刀口物尽其用，而非被冗臃的体制高消耗率的机构关节耗损殆尽。

“国内的慈善捐款中民众捐款在其中所占的比率也在与曰俱增。但也在普遍质疑慈善的制度。这里有‘看不见’和‘不知道’，既是捐赠人看不见捐款到底用在哪里。受捐群众不知道哪些是善款。公信力并不足够，缺乏透明的机理，更多人愿意拿慈善活动作秀而并不关心善款究竟是不是过渡到了每一个需要人的手上。”

“说到底还是目前的慈善制度问题，这样的制度如果不能改善，必将扼杀国人的行善之心。拿国外的先进经验来说，在美国的基金会中心网站点击相应的捐款事项，立即能够列出相应的捐款明细，谁捐了多少，捐给了谁，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在这种简洁的结果后面代表着无比强悍的监管监督体制，以及高效的慈善运作方式。这是让人震撼的透明信息平台。”

王小乙仔细想了想，又深以为然的点点头。

校助杨一鸣挺能见机，立即说出南大的几点主张，美国和香港的相应慈善行为里面都有可取之处，譬如南大的慈善机构财政大权会相应读力，南大校方机关和政斧只起到审计监督作用，定期对资金流向进行公示。并明确捐款方和南大慈善机构的信托法律关系，这不是单纯的法律关系，类似于股民和证劵公司的联系，南大方为捐款者承担实体的信托法律责任。同样又因为是信托关系，是以捐款者能在认为南大校方违背信托义务时取回捐款和随时要求损失赔偿，等等一系列的相应的措施。

苏灿不确定王小乙是否是打算从高校慈善活动入手获取得相应政治资本，但南大若开始进行这方面的试水改制，能引领的范畴还是相当大的。

公众慈善捐款是一笔巨大的数额，与其等到后世很多灾难发生的时候开始暴露出这样那样的弊端引得无数人水生火热，未雨绸缪有所准备还是必要的。

南大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也承担着国务院相关课题的研究，从南大诞生的声音亦能够在一些层面上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这上面开始改观，能够从一定程度上为此类弊端开启新的思路和政策方向。

人类很大部分都不能避免天灾，即便是苏灿也很无力，更何况还有他无法预知和丈量的未来存在，无法治标治本，就永远只有中国慈善救急不救贫的情况出现。

苏灿见过西部有些山村的孩子，他们也有善款的资助，但他们永远穿着皱巴巴脏兮兮的衣物，在残破不堪的课桌和学校里吃着一餐三顿由善款救济的方便面。最终的情况是什么，他们一直只能吃到方便面，今天红烧牛肉，明天泡椒牛肉。穿援助的衣服，受电视台跟着相关领导的慰问关心，以及情愿不情愿的上台演讲如何要如何报答回馈这些帮助。尽管他们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帮助了他们。

形式而已，真正留下的依然是绵延又绵延的高原，零落的校舍和国旗。以及永远茫然望着一批批慰问车队离开远去的那些表情。他们残破的学校，给他们授课的教师，以及他们曰后如何跳出贫困的离开机制，都一如既往毫无变化。

这些都只有从体制层面上来解决，才能最大程度的凝聚社会抵御天灾改善[***]的能力。

苏灿觉得自己一不小心，又拨动了历史进程的某根指针。

（未完待续）